咱們來一次什剎海“考古”旅行吧
後門橋
火神廟
佑聖寺
◎申哥
如今的什剎海，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滄桑之變，估計連做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人，也不一定能說清了。依照侯仁之先生的推斷，在元大都的前後不同時期，什剎海（彼時叫“積水潭”、“海子”）水域面積就曾出現過很大的變化。在目前的各類北京歷史展覽中，大都選取某一時期的元大都地圖，且多以元至正年間（1341-1368）爲主，所以像積水潭水域變化的長時段的細節，是無法顯示的。
到了元至正年間，正趕上積水潭水域急劇收縮的時期。若以此時的地圖來看，你是不會想象出這裡曾經做過“古海港”的。有關北京曾是“古海港”的說法，最具影響力的，還要屬鄧拓在《燕山夜話》中的那篇文章。文中，鄧拓直接拋出了一個新鮮話題：“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嗎?回答:有海港。”“那麼，什麼地方是古海港呢?回答:就是什剎海和積水潭的那一片水面。”“這個海港現在雖然已經不存在了,但是,這一段歷史卻很值得我們研究。”“當時漕運的船舶可以直接駛到元代大都城的‘海子’裡來。由於船舶擁擠,以至水面都被遮住,幾乎看不見了。這個海子當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內海,但是,它完全成了一個裝卸漕糧的港口,則是毫無疑義的。”鄧拓所提到的“人造小內海”，絕不該是元至正年間的那片彎彎繞頗多的積水潭，而應是一大片遼闊的水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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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元至元年間最大的水域範圍，咱們來一次“考古”旅行，看看經過的那些地方，有哪些耆舊故居，往事前塵。我們的路線，是從“海”岸的東南端出發，自白米斜街至萬寧橋、菸袋斜街、大石碑衚衕到鼓樓西大街，也就是沿着昔日的“海”東岸往北岸繞行。
“古海港”的東南部，與白米斜街“同行”
白米斜街東起地安門外大街，西南至地安門西大街。在忽必烈時代，白米斜街是積水潭的東南堤岸，到了元末明初，隨着水域的不斷縮小，昔日的湖岸變成了街巷。
對“白米”斜街，或許有的朋友會望文生義，認爲與運輸江南“白米”有關。實際上，白米斜街的名稱源自這裡較早前存在着的一座名曰“白米”的寺廟。
話說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夏，71歲的張之洞自湖北的湖廣總督任上奉旨進京。到京後，張之洞選擇在白米斜街居住。只是白米斜街的私邸並非新建，湖北善後總局專門撥款兩萬兩白銀，對該宅院進行了徹底修繕。在這座深宅大院裡，張之洞度過了他人生中的最後兩年。
白米斜街路北的位置，在忽必烈時代還是一片“海面”。到了明代，這裡水退成陸。張之洞入住時，7號院是他的私家花園；11號門是張宅中路院落，大門前有上馬石、八字門牆，大門對面矗立着高大的影壁。
張之洞去世後，他的家人繼續居住於此。到上世紀30年代初，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夫婦想在城裡買處房子。時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徐旭生告訴馮友蘭，張之洞家後人急於出售舊宅中路院落。由徐旭生從中搭橋，馮友蘭將中路購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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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房子修繕一新後，馮友蘭請徐旭生、常維均兩家先行入住，馮家仍住清華園。1937年，隨着“盧溝橋事變”的發生，馮友蘭攜全家搬至白米斜街。一同前來的，有馮友蘭的堂妹馮讓蘭與堂妹夫張岱年，再加上老友徐旭生、常維鈞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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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多後，馮友蘭全家隨清華大學離開北平。此後不久，小院迎來了輔仁大學教授李戲漁及李霽野等。李戲漁曾多年隨馮友蘭一起工作，算是至交好友。李霽野則是應輔仁大學英語系之聘從天津搬來的，他曾與魯迅先生有過一段特殊的關係：年輕時受魯迅資助，進入燕京大學讀書；同時也是魯迅的得力助手和學生。住下以後，魯迅夫人許廣平給魯迅的母親周太夫人、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費，每月按時從上海寄到李霽野家，由李先生負責轉交。
及至1946年夏，馮友蘭一家自昆明返回白米斜街。那個時候，聞一多已遭暗殺，馮友蘭就邀請聞太太高孝真和孩子們同來居住，以便相互照應。此時，聞一多的侄輩黎智（聞立志）來到北平，他的夫人魏克根據黨的指示，從事北平社會上層人士家眷的統戰工作。黎智把地下工作的“據點”放在白米斜街，這裡也成爲進步青年前往晉察冀解放區的中轉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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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近白米斜街衚衕西口，路北曾經居住過“末代皇妃”文繡。她的命運，比末代皇后婉容要略好一些。
撲朔迷離的火德真君廟往事
逛完了白米斜街，咱們還得返回到地安門外大街。白米斜街東口往北，不遠處便是萬寧橋。這是一座元代留存下來，經歷明、清、民國不斷修葺、改造的古橋。明代曾重建萬寧橋拱券的上部結構，清代曾更換過橋欄杆。到了1924年，爲了修築自北新橋到太平橋（今和平里）的北線電車軌道，市政部門大規模改造萬寧橋，降低橋面。多少年過去了，我們已經無法想象萬寧橋的元代風貌，甚至對該橋當年能否過船都充滿疑惑。
充滿疑惑的，不僅是萬寧橋。矗立在它西北側的火德真君廟，同樣也有着頗多的“未解之謎”。
這座宮觀，興許是中軸線上最早出現的一處建築羣了。就在火德真君廟靈官之殿前的說明牌上，標註着該廟（宮觀）的始建時間是唐貞觀六年（632）。如此具體的時間，想必應該有古碑或文獻的記載吧。待我翻閱與此有關的各類文獻時，竟然深陷迷霧。明代孫承澤的《天府廣記》中，有“火德真君廟，唐貞觀中建”的文字。到了劉桐、於奕正編寫《帝京景物略》時，只改了一個字，即“火德真君廟，唐貞觀中址”。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的年號，從627至649年。有關“貞觀年間”的說法，引起了朱彝尊的懷疑。於是，他在編寫《日下舊聞》的時候，將“唐貞觀中址”去掉。火德真君廟創建的時間，就成了“元至正年”。待到于敏中等人編纂《日下舊聞考》時，對朱彝尊的“節錄省文”似乎並不認同，於是把孫承澤、劉桐、於奕正的說法重新展示。但此事的真相併未大白，反而越發蹊蹺。
根據于敏中等人的調查，乾隆年間火德真君廟裡留存着幾通碑。然“殿前二碑雖存而無字”，後殿“有嘉靖癸亥重修碑，碑字剝落不可讀”。至於清順治年間的三通碑、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，亦未附錄於文中。由此看來，火德真君廟的始建時間，還無法得到碑刻文字的佐證。
現而今，火德真君廟裡並未留存下具有文獻價值的古碑。或在民國時代問世的《北平廟宇通檢》裡，有着“貞觀六年”的文字記載吧，但沒有旁證。
根據文史學者宗春啓先生的研究，火德真君廟大體是明初修建的，原因在於，明代建廟的重要特點是平衡、對稱，就在火德真君廟的東側，還有過一座明永樂十三年建造的真武廟。“一水一火”，兩廟於萬寧橋兩側比鄰而立，符合明代建廟特點。至於火德真君廟受到朝廷高度重視，則是從天啓元年（1621）開始。就在那一年，天啓帝命太常寺官員在六月二十二日（農曆）祭祀火德之神，從此成爲慣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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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火德真君廟，沿着鼓樓大街一路往北，走不遠，便是地安門百貨商場。這座興辦於1958年的商場，是由北京市百貨公司第三門市部、北京市百貨第二商場及源豐百貨店、通興長布店、恆達布店等店鋪聯合組成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前些年的重建過程中，考古人員發現了商場南北“中軸線”附近，有元代堤岸的遺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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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商場及著名的馬凱餐廳一側（鼓樓大街路西）繼續向北，便是菸袋斜街。這條街巷的名稱，與滿人入關後興起的煙市密切相關。至於元代的時候，這條街巷沒這麼狹長，它的名稱也叫做“打漁廳斜街”。有學者考證，元代打漁廳衙署舊址，大體位於菸袋斜街11號。而在西側不遠處的菸袋斜街 21號，則是“三財龍王廟”的舊址。
這座龍王廟，是由菸袋斜街各商鋪出資，於道光三十年(1850)重修的。上溯至乾隆年間，這裡還有一座有水井的小院落。再上溯至元代，這裡或在“海”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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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至元年間的地圖所示，積水潭水域的北至東拐點，是在菸袋斜街與大石碑衚衕交匯處。接下來，便沿着大石碑衚衕一路西去。如此一來，菸袋斜街的大部分區域，都泡在“海”裡，這就包括而今菸袋斜街51號及大石碑衚衕6號、8號的廣福觀。這座始建於明代天順三年（1459）的道觀，據說是明朝道教管理機構道錄司所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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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以廣福觀的規模而言，作爲道錄司又未免寒酸。於是，有學者便依據“廣福觀碑記”中的記載，並結合其他文獻史料，推斷廣福觀是深得宣德、正統（天順）、景泰、成化帝恩寵的道士孫道玉所創立的別院，屬於“子孫廟”，並非道錄司衙署。這所別院，也是宮裡彭太監的一座宅院。因贈予孫道玉開設別院，天順帝朱祁鎮賜名“廣福觀”。
廣福觀不是道錄司，那麼道錄司會在哪裡呢？從史料記載上看，位於阜成門內的朝天宮，因其作爲北京城區規模最大的道觀，更有可能是道錄司的所在地。
目前，修葺一新的廣福觀已成爲什剎海的文化展示中心，對公衆開放。
清虛觀舊址是在鼓西大街路北，而於其相對的路南、也就是鼓西大街52號與鴉兒衚衕甲 23 號，曾有一座始建年代不詳的興善寺。多少年過去，興善寺被併入鼓樓西大街50號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，並興建起牧師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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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海地區的朋友對我講，聊興善寺，不如聊聊它的一方古碑。此碑是明崇禎七年(1634)所立的《明毅宗賜曹化淳御筆草書碑》，而今矗立在鴉兒衚衕甲 23 號與鼓樓西大街 52 號之間隔斷牆內，外人無法一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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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通“草書碑”體量甚高，僅碑身就達到3米多。坊間一般認爲，石碑衚衕的名稱，即因此碑而來。後來，石碑衚衕被分成大石碑衚衕和小石碑衚衕。
根據文史學者蔡輝的介紹，存世的崇禎御筆碑非常罕見，“草書碑”上字很大，用草書寫成，遒勁有力。崇禎帝所賜之人，名叫曹化淳，這又是個怎樣的人物呢？
其實，在後世的很多作品中，你都能見到曹化淳的名字。比如在清初學者計六奇所著《明季北略》中，就曾寫道:“賊（指闖王李自成）攻西直門不克，攻彰儀門（廣安門）。申刻，門忽啓，蓋太監曹化淳所開。”持此說法的作品還不止一兩部。由此可見，曹化淳是“打開大門迎闖王”的關鍵人物了。
出現此等說法時，曹化淳還活着。於是，曹化淳寫下了《被誣遺囑》，還寫了《忽睹南來野史記內有捏誣語感懷》四首。其中一首爲:“報國愚衷罔顧身，無端造誣自何人？家居六載還遭謗，並信從前史不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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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實在話，曹化淳確實對崇禎帝忠心耿耿。崇禎初年，在除掉魏忠賢之後，崇禎帝委託曹化淳負責冤案平反工作，其中涉及兩千餘案件，他認真細緻地完成任務，得到崇禎賜碑獎勵。
後來，曹化淳還曾負責北京地區軍事防務。崇禎十一年(1638)，曹化淳主持建造盧溝橋畔拱極城時，被崇禎讚譽是“公清直亮”。這座拱極城，就是“盧溝橋事變”的背景地宛平城。
明朝滅亡後，曹化淳曾三次上書清順治皇帝，請求保護崇禎陵墓，並參與了陵墓工程。由此看來，曹化淳的形象至少不該是負面的。待一切往事散去，或只有古碑爲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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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化寺的始建過程，至今仍有許多未解之謎
位於鼓西大街路北的63 號，有座八字影壁的學校，名爲西城區鴉兒衚衕小學分校。從門外往裡觀瞧，已經看不出校內有多少古意。其實，這裡曾經是始建年代失考的萬壽彌陀寺舊址。
從清中葉《乾隆京城全圖》來觀察，萬壽彌陀寺坐東北朝西南，爲兩進院落，山門、正殿、後殿各三間。在後殿內，曾經供奉着高達1丈6尺的千手千眼觀音銅像，鑄造於明萬曆二年(1574)。1989年9月，銅像被移至頤和園佛香閣內。頗爲有趣的是：移來的銅像頂部化佛缺失。有工作人員想起，在頤和園庫房裡還保存着一尊小銅佛，乃是昆明湖底清淤時發現的。將小銅佛取來，恰能放在觀音像頂部，而且顯得毫無違和感，一時間被傳爲佳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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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後海地區民諺的說法，這裡“一寺九庵三座橋，海眼就在金絲套”。當然，此說是明代以後纔可能出現的。“一寺”，指的是位於鴉兒衚衕31號、後山牆對着鼓樓西大街的廣化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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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所知廣化寺的始建時間，是在元代。根據明末《日下舊聞考》的記載:“廣化寺在日中坊雞頭池上，元時有僧居之，日誦佛號，每誦一聲，以米一粒計數，凡二十年，積至四十八石，因以建寺焉。”按照文史學者蔡輝的分析，元代1石等於57千克，48石就是2736千克，優質大米千粒平均重 17.55 克，如此計算下來，平均每日即誦 2.14 萬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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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元一代，廣化寺所在的鴉兒衚衕基本上處於“海”中。如果是在目前的位置建寺，廣化寺的規模勢必很小。如果寺廟的規模龐大，廣化寺的原址或另有所在。多少年後，廣化寺的初建過程，已成爲一段頗爲勵志的民間傳說。
到了清光緒三十三年(1907)，擔任軍機大臣並掌管學部的張之洞，將廣化寺部分房舍闢爲編譯圖書局。一年後，張之洞又託兩江總督端方，購買湖州姚氏與揚州徐氏藏書運抵京城，存放在廣化寺。再過一年，京師圖書館（國家圖書館前身）的籌備處就設於廣化寺內。廣化寺所藏圖書，主要來自國子監南學與內閣大庫，包括明廷文淵閣藏書和南宋輯熙殿珍本、敦煌石室所藏經本及私家藏書，近一萬冊。進入民國，作爲教育部僉事，負責圖書館、博物館事宜的周樹人（魯迅），曾多次到廣化寺，指導京師圖書館的籌備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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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鼓樓西大街繼續西行，在路北的一條小道內，隱藏着一座或出自唐代的佑聖寺（禪林）。有關這座廟宇的唐代往事，絕少出現在歷史文獻之中。在朱彝尊的《日下舊聞》中，也只是寥寥數筆地提及該廟：“佑聖寺在龍華寺之後，有嘉禾張文憲碑，稱寺系唐鹹通年建，嘉靖三十九年重修。”《日下舊聞考》中所增補的內容，一點不比《日下舊聞》所記述得多：“佑聖寺在德勝門大街路北，張文憲碑今存寺中。稍東爲壽明寺，有弘治四年及正德八年重修碑。”你看，後面所記，居然是佑聖寺的“鄰居”。至於“今存寺中”的張文憲碑，則一字不錄。
張文憲，字廷鑑。七歲的時候便以書法聞名。明孝宗將他徵召入朝，以張文憲所寫的“乾坤”二大字，頗得皇帝心意。於是降旨讓他在翰林院讀書。嘉靖二年（1523）張文憲中進士，最終官至工部尚書。從這簡短的履歷來看，張文憲還是很有才學的。
當然，唐代幽州境內也確實有過“佑聖寺”。在曹子西主編、向燕生撰稿的《北京通史》（第二卷）中，就列出了“佑聖寺”的名稱，但其是被劃入“幽州城內”的，這似乎與而今佑聖寺（佑聖禪林）的位置不符。或是疏忽了？抑或有兩座佑聖寺，一座位於幽州城內，一座則位於幽州城外的“鼓西”地區，也未可知。供圖/申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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